中部省份对外贸易的比较

  我国中部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六个省份（多种定义中的一种），这六个省份均既不沿海又不沿边，按理说发展国际贸易不具区位优势，但在2004年国家提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尤其是2016年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之后，中部省份近年来经济发展整体较好，对外贸易也增长也较快。因此有必要对中部六省的对外贸易结构特点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中部六省中进出口贸易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自2012年以来一直是中部六省的第一名，2021年贸易总额达1270亿美元。安徽省处于第二位，2021年贸易总额为1070亿美元。2019年，湖南省超过了湖北省，成为了中部对外贸易第三省，2021年对外贸易额为924亿美元，之后分别是湖北省的831亿美元、江西省的770亿美元、山西省的345亿美元。江西省在2012年的贸易额曾比湖北、湖南两省更多，但在2017年、2019年分别被湖北省、湖南省超过。从增长率来看，十年中，湖南增长了321%，居首位；安徽省增长了172%，居第二位；紧随其后的是湖北160%，河南145%，江西131%，山西130%。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部各省份月度出口额波动较大（主要为2月、8月），但2021年各省的出口基本恢复了正常。各省的出口在2021年底有较大的增长，其中河南省和湖南省的出口增长幅度较快。

  进一步分析中部各省的出口贸易结构。由于各行业的实际出口额差异过于巨大，为便于展示我们在图形中使用的是各省份的出口额（亿美元为单位）开三次方后的数值。不难发现第16大类（机械电子）均是中部各省最主要的出口行业，第20大类（杂项制品）、第6大类（化工产品）、第11大类（纺织产品）、第15大类（贱金属制作的产品）也有较大的出口。当然，各省的出口结构也有不小的差异。

  与出口相比，中部省份的进口额存在更明显的极化分布：进口产品大多分布在于第16大类（机械电子科技类产品）和第5大类（矿产品），第18大类（精密仪器设备）也有较大的进口。安徽省在农产品（第1、第2大类）方面也有较多的进口。

  下表是2020-2021年两年间，中部各省前十位的出口目的地及两年出口总额（单位：亿美元）。美国均是六个省份最大的出口对象，除湖南湖北以外，其他各省份对美国的出口额均远多于出口第二多省份的出口额。除河南省以外，各省的第二大出口对象都是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以及巴西、俄罗斯都是中部省份前十名出口伙伴的常见对象。

  与出口相比，中部六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则并不一致。六省中有四省的进口来源地为中国台湾，湖北、湖南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则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各省前三的进口来源地基本都来自亚太地区（包含巴西、智利南美国家）。前十名中也不乏出现新喀里多尼亚、赞比亚、刚果(金)这些不常见的国家。

  对各省的出口按常见的贸易方式来进行分类汇总，能获得各省的主要贸易方式集中于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2020-2021两年间除山西省外其他各省都有较大的一般贸易金额，河南省的进料加工贸易数值比较大，湖北湖南省的进料加工贸易相对其他省份金额就比较小。除此之外，各省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对外贸易金额也比较多。

  进一步分析中部六省各行业的贸易总额占全国各行业贸易总额的比例。从下表能够准确的看出，各省各行业的贸易占比基本都在2%以下，占比较高的产业大多分布在于第8大类到第14大类，即皮革、木材、鞋帽、陶瓷玻璃、宝石贵金属等产业。河南、湖南、安徽有较多的高于2%的占比，其中安徽省在动物及动物制品产业有高于3%以上的占比。

  若按照各省份各行业出口额在全国各行业出口总额的位序做多元化的分析，能够获得中部省份其实是在第9大类到第14大类有比较小的位次，河南、湖南、江西在第14大类即宝石贵金属行业有较前的位次，湖南省位次较小的行业种类比较多。

  各省份各行业的进口额在全国各行业进口总额的位次排名显示，中部省份主要在第10大类到第16大类有比较小的位次，其中第12类、13类行业（鞋帽、陶瓷玻璃）的进口总额位次进了全国前5名，安徽省的动物及动物制品产业进口额有较小的占比位次。

  鉴于中部各省的电子产业对外贸易额都比较密集，我们更进一步分析中部六省第85章（电子科技类产品）各四位小类在2021-2021年两年间进出口总额。下表报告的各省前十位贸易额的小类及金额。不难发现“电话机或其他无线）和“电子集成电路”（8542）基本都是各省电子产业主要的贸易品。河南省的“电话机或其他无线电话”的两年贸易金额超过了800亿美元，“无线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零部件”（8529）的贸易额也超过了100亿美元。安徽省所有的小类贸易额均没有超过100亿美元。

  中部六省的对外贸易发展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十年间都增长了一倍以上，但发展速度差异很大；中部六省对外贸易在大类结构上是比较趋同的，都集中在机械电子科技类产品领域，但是在小类结构上差异较大，在整体上符合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基础上，能够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走上差异化发展道路；中部六省在贸易伙伴结构上与我国整体情况相似，主要仍然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如果将中部六省的对外贸易发展作为评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一个绩效指标的话，整体看这一战略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原因是贸易总量上的增长，另一方面结构上来看，似乎中部六省逐步承接了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机械电子产业，有助于实现我国整体梯度协调发展。但是，也不难发现中部不同省份之间发展差异仍然较大，这也为进一步考察各省具体的发展策略的优劣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到底是哪些具体的地方政策更有效？哪些产业适宜由中部省份承接？如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同时，与邻近地区协调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